今年21歲的子銘（化名），在江蘇某211高校讀大二。年初，在手術前的血液檢測中，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他還沒緩過神來，就又遭遇到了一連串的打擊。因為感染的消息無意中被寢室室友發現，并上報給了學校。

子銘：當時的輔導員找我談話，然后逼著我說怎么感染的，叫我最好休學兩年。但是我知道休學一般就回不來了，所以就堅持不休學。然后他沒辦法，就電話告訴校長。

子銘的輔導員告訴他，你是我們學校的第一個艾滋感染者，擺在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么休學兩年，要么單獨住一間宿舍。

子銘：我在醫院的時候，醫生就跟我說過，有學生感染者被學校知道了，被開除了。盡管是休學，但是就回不了學校了，等于退學一樣。我就堅持不同意。

感染了艾滋病毒，再沒了學業，這對于二十歲上下、人生剛剛起步的年輕人來說，意味著剝奪了一切。情急之下，子銘想到了對自己病情最了解的南京疾控中心醫生。

子銘：我就說，我叫疾控中心的人來，跟你講一下這個病情吧。然后他就同意了。

疾控中心的兩位醫生趕到學校，與子銘的輔導員、校醫院醫生以及校教導處主任進行了長談。

子銘：疾控中心的醫生就和他們介紹了這種病情、傳播途徑，以及這個學生可以和其他同學一起生活、一起就餐，還有他已經服藥，病載已經低于檢測線，傳染性基本上已經沒有了。然后學校就放心了。

學業保住了，但原本成績優異的子銘，卻無法再繼續深造。

子銘：我在學校成績挺好的。每年都有獎學金。按我的成績應該可以保研的。然后（出了這事后），我的輔導員說，你的保研資格被取消了。

子銘也許還算幸運。據了解，在天津和湖北等地高校，都曾發生過感染艾滋病的學生被逐出校門，還有高校更荒唐：將艾滋感染學生像非典患者一樣隔離，進行電腦遠程教育。

課堂難以重返，學業無法為繼，未來更是這些感染了艾滋病的學生們不敢想象的。來自重慶的大一學生陸青（化名）。

陸青：我特別的擔心，以后如果找不到工作怎么辦。因為現在入職體檢，很多都會檢查，被發現后就被拒之門外。很多單位會歧視感染者。我小學的時候爸爸去世，我媽媽含辛茹苦把我養大，如果我以后找不到工作，那我媽媽這些年的節衣縮食，我這些年的寒窗苦讀，完全就都付諸東流。

公務員、進國企、當老師，不少被采訪的學生說，這些體檢要求嚴格的職業是不敢奢望了。在上海讀大二的學生小威（化名）學的是公共管理專業，要找對口的工作已經不太可能。

陸青：找工作特別擔心會檢查HIV，公務員等好多職業都是要檢查HIV的。

據了解，目前《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試行）》的確規定，艾滋病屬于體檢“不合格”，許多單位參照這一標準拒絕招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人社部勞動科學研究所所長鄭東亮：關于艾滋病，現在還沒有一致的看法，還列在《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試行）》里邊。公務員、事業單位、甚至國有企業，都認這個標準。

對此不少專家提出異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政策研究所執行所長李楯認為，這個《標準》位階遠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規，明顯和國家《艾滋病防治條例》和就業促進法相悖。但實際情況卻是，這些學生的就業權利，就這樣被剝奪了。

2014年，我國新報告的所有艾滋感染者和病人數量為10.4萬，而2008年的數字是5.6萬。增長了不到兩倍。然而，同期高校學生艾滋感染者和病人數量，卻翻了將近四倍。這是因為什么呢？高校怎么就淪為了艾滋病的重災區？對于這些擔心求學和就業受到影響、只能躲在陰影里的感染者而言，怎樣才能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讓他們重返課堂、順利步入社會？

據教育部體衛藝司巡視員廖文科介紹，從傳播途徑上來說，過去十年，血液傳播和注射毒品傳播已經得到有效遏制，而性傳播，尤其是男男性傳播成為最主要傳播途徑。

廖文科：感染途徑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人群性傳播的比例過去是55.3%，到2014年上升到了94.5%，幾乎是通過性傳播途徑傳播感染艾滋病。青年學生中，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2008年的58.5%增加到2014年的81.6%，上升幅度也很大。

由于艾滋病通常被打上“道德”的烙印，這些感染了病毒的學生除了要忍受病痛的折磨，還要忍受白眼與冷落。精神折磨，是艾滋病比其它病癥更可怕的地方。消除“歧視”，這是艱難掙扎于現實中的高校艾滋病感染者們一致的呼聲。

今年8月，國家衛計委、教育部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建立學校艾滋病疫情通報制度。要求各地衛生計生行政部門和教育行政部門在健全學校預防艾滋病教育工作機制基礎上，建立艾滋病疫情通報制度和定期工作會商機制，共同分析疫情發生原因，制定防控對策與措施。

雖然國家衛計委和教育部強調，疫情通報過程中將嚴格按照有關規定保護感染學生的個人隱私。然而，艾滋病疫情通報制度后，客觀上，大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特殊身份仍有被更多人知曉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