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身邊大部分同學享受著近萬元的月收入時，孫遠卻待在學校旁邊20平方米的出租屋內，為第二次考研做準備。他是2015屆鄭州大學的畢業生，在第一年考研失利后選擇了“二戰”。

畢業之后，除了保送攻讀碩士研究生的同學，其余大部分人簽約了當地一家知名企業，月薪近萬元。但孫遠不愿意這么早就進入社會工作。他希望繼續深造，轉讀土木專業的碩士研究生，然后繼續讀博，將來成為一名大學老師或從事與工程設計有關的工作。

在近期筆者展開的關于大學生對“考研二戰族”的看法問卷調查中，有191位大學生參與。49.21%的受訪大學生認為“二戰”考研是出于對理想更執著的追求。

與社會現實的碰撞

為了復習，孫遠與人合租住在學校北門附近的社區。房子不大，一室一廳一衛，剛好放得下兩張床和兩張桌子，月租800元。“便宜，而且人少，清凈。”他已經很滿意了。

由于考研學生的租房需求，學校北面各個社區的房租漲幅不小。有租戶介紹，在考研學生租房的高峰期，一個約8平方米的單間，月租漲到500～800元，而且還不包括水、電、暖氣費。如果是設施齊全的套間，價錢還得翻倍。

對“二戰族”為家庭帶來的經濟壓力問題，62.3%的受訪大學生表示“心里覺得不應該花家里的錢，但是仍需要家里的支持”。因為沒有工作，孫遠的支出全部由父母提供。他每個月還要花上1000元左右的伙食費。

2015屆昆明學院應屆生劉靜依因第一次考研沒有被收入心儀導師的麾下，她選擇了“二戰”。

畢業后，劉靜依在一家留學機構工作，同時備戰二次考研。“有時候一整天都在忙，只能抽休息時間看書，碰上有應酬根本沒時間。”而且心里惦記著考研的她，覺得工作和復習很難兼顧。在考試前4個月，她選擇了辭職。

“我最高紀錄3個星期沒出門，每天靠叫外賣生活，偶爾會有朋友來看我。”劉靜依回憶。

校園里的“局外人”

為了減少房租支出，2015屆畢業生白雪選擇了在母校租借床位。“沒辦法，誰讓我第一次做了失敗者。”白雪解釋說自己根本沒臉再向家里要錢租房。

因為學校明令禁止出租床位，為了避免被宿管阿姨發現，她和宿管阿姨打了6個月的“躲避戰”，還要“每天像做賊一樣”進出。在宿舍里，她生怕自己在宿舍學習會讓室友感到壓抑，所以每天只在宿舍睡覺，不敢待太久。有時在校園里遇到在本校讀研的老同學也讓她覺得尷尬，“表面上得笑著，心里卻難受得不行。”

調查中，在使用在校生校園資源的問題上，58.21%的受訪大學生表示能體諒“二戰族”的處境。

由于校園卡畢業時被注銷，孫遠無法進入圖書館自習，也只能靠買飯票在食堂吃飯。他每周都會在各個餐廳一次性買20多塊錢的飯票。買飯的時候撕一張付錢，窗口再撕幾張飯票給他，當作找零。攢著幾十張不同價位零零碎碎的飯票，孫遠“覺得自己始終是個局外人。”

“尷尬感”源于自身

宋棠是大同大學2015屆的畢業生。在學校備考“二戰”時，每當有人問她是大幾的學生，她都會覺得很尷尬地回答“大五”。“一說大五就知道是二戰的”。由于畢業后宋棠的大部分同學都工作掙錢了，而她要繼續花父母的錢，還常被周圍鄰居“說三道四”。“考上就不說什么了，如果沒考上不好意思面對父母親人。”她說。

學生家長李女士對此表示：“孩子自己懂事會這么想，但我們家長不這么想。”李女士認為這是正常教育經費，學生想太多還容易分心，不利于學習。

鄭州大學心理健康教育主任劉慧瀛也指出，對于較困難學生，她主張“先喂飽自己再去考學”；而如果父母支持考研，孩子應學會接納父母的支持，把接納轉換成一種動力，進而化為自我發展的能力。

劉靜依和宋棠一樣，也“很怕家人失望”。爺爺每隔兩三天就會打電話關心她的情況，“每次掛了電話我都會復習到很晚，覺得不好好復習就會對不起他們。”

因為種種壓力，復習期間劉靜依曾到“崩潰的邊緣”，她把試卷撕碎，沖自己說：“我不考了，我不看了。”但是那天晚上想了很多后，第二天她重又投入復習。她說：“想明白為什么要考研就好了。”

調查結果顯示，78.53%的受訪大學生認為“二戰”最大的壓力是自身的精神壓力，另有55.5%的受訪者認為，身份尷尬引起的生活不便是“二戰族”最大的壓力來源。

劉慧瀛表示，畢業生應學會轉變自己的角色，坦然面對自己的社會身份。在她看來，“二戰族”確實已經是社會人而不是學生，自身無法完成心理上身份的轉變，才會產生“身份尷尬”的感覺。而“二戰族”應該把精力放在學習上，擺正自己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