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文博教授陸建松認為文博專業學科建設未受重視是主因

中國文博專業每年有300名畢業生，很大一部分畢業后轉行，博物館人才培養和高校博物館學科建設未受重視，是博物館人才短缺的主要原因。

大凡文物與博物館學系的同學走出校門，總會碰到兩種尷尬問題：你們挖墓么？你會鑒定么？經歷過幾次驚慌否認不知所措后，現在的文博系同學總能面不改色回應，“不不不，曹操的遺骨不是我們發現的。《功甫帖》是真是假？我是真的不知道。”

文博人才青黃不接

中國文博專業現每年只有300名畢業生，其中很大一部分在畢業后轉行，博物館人才青黃不接，像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三年都招不到一個合適人才。這是復旦大學文博系教授陸建松，5月6日在“5·18國際博物館日”系列活動之“中國博物館建設熱 呼喚加強專業人才培養”講座上提供的信息。

1980年代起，中國博物館數量從1983年的467座猛增至去年的4100座，平均每40萬人就擁有一座博物館，和歐美大國相比（美國平均1.7萬人一座博物館，德國平均1.2萬人一座博物館），中國仍有巨大發展空間。然而，和目前蓬勃發展的博物館營造運動呈極大反差的是，國內文博人才青黃不接。隨著文博老專家一批批退休、去世，高層專業人才不時面臨斷代狀況。北大、南開、浙大等主要高校每年的文博專業畢業生只有300人左右，遠不能滿足大量博物館運營的需求。而在這些學校中，北大以考古學為主要發展方向，南開主攻歷史和文物學，即使是有專門研究博物館學的復旦大學，每年六十余個畢業生，從事拍賣行、畫廊、媒體，甚至和本專業毫不相關的銀行、咨詢領域的都不在少數。

博物館學究竟是做什么的？從字面意義看，即是關乎博物館的科學，博物館性質、特點、經營方式、職能范圍都在其考察研究范圍內。“5·18國際博物館日”今年的主題是“博物館藏品架起溝通的橋梁”，立足于“物”來探討新時期博物館的使命，陸建松卻認為，在博物館事業日漸興旺的中國，“人”才是亟待解決的最大問題。

從世界博物館行業近些年的發展來看，以藏品保存和研究為主要職責的傳統辦館理念漸被拋卻，展示教育和公共服務漸成現代博物館經營核心。但反觀中國當下博物館專業從業人員，考古和理化專業出身的人才占據了半壁江山，而展示教育方面的人才卻極其匱乏。上海喜瑪拉雅美術館以數量繁多的高質量教育活動著稱，其教育部總監劉麟曾感嘆，“我們也不知道教育活動該怎么做，只能全都試一遍，憑著年輕人的沖勁。”另一方面，博物館類型也在轉變，從原來的以歷史文化類為主，向自然、生態、科技等行業延伸，而跨學科人才也沒有跟上。

人才培養機制問題多

那是什么造成了中國博物館人才不足？陸建松認為，博物館人才培養和高校博物館學的學科建設未得到足夠重視，是最主要原因。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南開、復旦、浙大、北大等十幾所高校紛紛開設博物館學專業，基本能滿足當時需求。三十年過去，博物館發展發生天翻地覆變化，高校教育水平卻一直停滯不前。

從外在原因看，學科限制是阻礙。去年，原本與博物館學同為歷史學二級學科的考古學升為一級學科，地位大漲。博物館學無論在專業設置、招生數量、投入還是編制、人才引進、課題申請等方面都處弱勢。陸建松“哭窮”說，“全校每年行政花費少于10萬元的二級單位只有兩個，一個是力學，一個就是我們，每年才5.7萬元，200個學生只有18個老師、1個行政人員！”

而這些開設博物館學的高校中，其本身的課程設置和人才培養機制也存在問題，比如，本科課程設置多為歷史學、考古學、文物學、博物館學、文物保護，看起來像大雜燴。復旦博物館學系學生因而常流傳這樣的抱怨，“學史學導論看各種文獻原典時，覺得自己是文科生；學博物館教育做觀眾調查時，覺得自己是社科生；學展覽設計畫平面圖3D圖時，覺得自己是美術生；學文物修復保護做實驗擺弄瓶瓶罐罐時，又覺得自己是理科生。”陸建松說，學生什么都學，卻又什么都不專，畢業后在拍賣行不能做鑒定，在博物館不能做有邏輯結構的策劃，在考古工地不能下工地組織開掘，成了名副其實的“三腳貓”。這種泛而雜的體系與博物館不斷專業化的趨勢極不相稱。他更毫不客氣地指出，“我們的老師本身合格么？很多老師對自己的學術課題太過孤芳自賞，卻忘了我們這個專業是要落地的。”

現在博物館從業人員魚龍混雜，且兩極分化嚴重。大館招聘限制往往嚴格，以至于上博書畫部三年招不到一個滿意人才。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小館卻成為各種裙帶關系爭取編制的溫床。陸建松指出，實行博物館從業人員的資格認證，從確立到實施也許會碰到很多問題，但總要先設檻攔一攔。

日本博物館學家倉田公裕曾說，博物館學并不是只探求各個博物館的實用性知識，而是探求其本質的獨立的學問。換言之，博物館學并不是博物館的各個事例或一般知識的單純的拼湊。總之，博物館學的中心課題是把握博物館的基礎，即博物館的本質。我們的博物館學教育，距離這個本質，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