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講　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本講著重闡明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是建國以來中共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鄧小平與二十世紀中國第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及中共提出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及其意義三個方面的內容。本講命題指向：主客觀題。

第一節  歷史性的偉大轉折和改革開放的起步

——考點與真題

一、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雖然各項工作有所前進，但是黨的指導思想沒有實現根本改變。當時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開展揭批“四人幫”運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他繼續毛澤東的“左”傾錯誤，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

1.1977年5月10日，鄧小平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其原因在于：

（1）任何真理都是具體的相對的。

（2）“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那回事情”。

（3）任何人都不可能窮盡真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重申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從根本理論上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引起了全國范圍內的廣泛注意和討論。

2.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重申，“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內涵豐富的科學命題，其內容主要有三：第一，毛澤東思想是個科學體系，無論從總體上還是從某個領域而言，其中各個觀點、原理之間都有內在的聯系，“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第二，要從精神實質方面去理解、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第三，要從把握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入手，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

3.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繼五四運動和延安整風運動之后又一場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其實質在于是不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討論明確地解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繼而影響了黨的政治路線的制定和貫徹，成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為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糾正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實現歷史性的轉折做了思想理論準備。

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1.中央工作會議奠定重要基礎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講話圍繞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則和政策。

（1）針對當時還存在的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狀態，充分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號召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2）強調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法制是民主的重要保障，必須發揚民主，加強法制。

（3）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解決了一些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糾正了“天安門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等一批重大的冤案、錯案、假案，提出了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的方針。

（4）提出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方針和任務。

（5）重大意義：《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講話，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標準提到黨的思想路線的高度，為沖破“兩個凡是”禁錮，克服思想僵化狀態，重新確立黨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基礎，因而成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這個講話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它為全會實現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轉折奠定了重要基礎。

2.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決的認識問題及其重大意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沖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并且斷然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全會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審查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會議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揭開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序幕。以這次全會為起點，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

（3）撥亂反正的推進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的步伐。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為劉少奇徹底平反并恢復名譽。此后，又先后為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恢復了名譽，復查和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改正了錯劃右派分子的案件。同時，還采取措施調整各種社會關系，摘掉地主、富農分子的帽子，為國民黨投誠起義人員落實政策，將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等勞動者同原工商業者區別開來，支持各民主黨派恢復活動，認真落實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重申僑務政策，等等。這就為有效地調動社會各階層人員的積極性、實現改革開放和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

（4）國民經濟的調整

在此期間，針對1977年至1978年這兩年中出現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情況，1979年4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堅決糾正前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認真清理過去在這方面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影響。會議強調，經濟建設必須從國情出發，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必須量力而行，循序漸進，經過論證，講求實效，使發展生產同改善生活緊密結合；必須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這些在科學地總結已有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保證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順利進行。

三、農村改革的突破性進展

我國的改革從經濟體制的改革著手，經濟體制的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面臨兩大問題。一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亟待改革；二是還有一億農民的溫飽問題尚未解決。這些都涉及農村生產關系的調整問題。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保障基層干部和農民因時因地制宜的自主權，發揮其主動性。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推動下，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各地逐漸推廣開來。“統分結合”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實行，促進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

1980年5月，中央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立經濟特區，采取多種形式吸引和利用外資，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方法。

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

1.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首次提出“四項基本原則”這一概念。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

2.江澤民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當今中國根本區別于歷史上的封建主義舊中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標志。離開了四項基本原則，中國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國家，就不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根本政治意義。”

3.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就是因為我們的改革和建設堅持了正確的政治方向，有堅強的政治保障。這個政治保障就是四項基本原則。

五、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1981年6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科學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歷史決議的通過，標志著黨和國家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勝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