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目前國內出臺的各種制度規定，研究生導師（碩導、博導）都不是一個“終身制”的職位，但研究生導師資格在事實上已經形成了類似“終身制”的特殊權利。從長遠來看，取消研究生導師的“終身制”，將導師與教師的身份管理相分離，是實現現代大學制度的必然要求。

在很多大學教師的名片上，除了姓名、職務、聯系方式等內容外，還常常印有諸如“博士（研究）生導師”“碩士（研究）生導師”之類的稱謂，很多人對此也習以為常。

但實際上，這種司空見慣的做法背后有值得深思的問題。

“其實很多國外教授對我們這樣的做法都感到莫名其妙，因為博導和碩導屬于”崗位“，而并不是”身份“。我們的教授把它印在名片上，其實就是感覺這是自己只要獲得就不會失去的私有身份。”采訪中，山東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志業如是說。

也許正是意識到了這樣的問題，不久前，四川省教育廳、發改委和省財政廳聯合制定了《關于研究生教育綜合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提出健全導師考核、評價、激勵制度，建立能進能出的動態管理機制，防止形成導師終身制。

廢除導師終身制，也就意味著研究生導師將由身份管理變為崗位管理，但這種轉換有多難呢？

歷史問題

事實上，縱觀目前國內出臺的各種制度規定，研究生導師都不是一個“終身制”的職位，在實際工作中，各高校也都有專門針對研究生導師的聘用機制。然而，一旦聘上，除非出現重大違規違紀現象，這一稱號通常將一直延續到這位老師退休，其間并無退出和中途考核機制。換言之，研究生導師資格在事實上已經形成了類似“終身制”的特殊權利。

和高等教育領域遇到的很多問題一樣，所謂打破“導師終身制”也不是一個新問題了。

根據記者對媒體歷年來的統計，國內最早對此有所意識的高校是北京大學。早在2000年，該校就開始試點實行博士優導師獎、博士差導師罰的制度，打破了“博士生導師”終身制。而最早對此有所表態的省份則是山東省。2004年底，山東省教育部門提出，要打破導師資格終身制，變身份管理為崗位管理，建立動態的導師管理制度。

此后，包括湖南省、貴州省在內的國內多個省份相繼出臺相關文件。同時，湖南大學、天津大學、鄭州大學等高校也開始探索打破導師終身制的嘗試。以湖南大學為例，該校于2011年頒布《湖南大學博士生指導教師招生資格審核辦法》后的兩年時間里，共有34名教師沒有通過博導招生資格審查。

“從長遠來看，取消研究生導師的”終身制“，將導師與教師的身份管理相分離，是實現現代大學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符合潮流的。”采訪中，湖南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胡弼成如是說。

然而，符合潮流并不意味著就會一帆風順。

在《意見》下發之后，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張小元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教育部此前也下發過類似文件，要求部屬高校這樣做，但目前為止尚未有動靜。

張小元所說的“類似文件”，是指2013年7月，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聯合印發的《關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見》。該文件明確要求改變單獨評定研究生導師資格的做法，強化與招生培養緊密銜接的崗位意識，防止形成導師終身制。然而實施一年以來，國內高校響應者寥寥，事實上，即使是之前出臺相關文件的省份和高校，大多也已經沒有了下文。

“導師的身份轉變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面對很多問題。”劉志業說。那么，問題何在呢？

細則問題

李明是四川省某高校的一位碩士生導師，《意見》剛剛出臺，他便已經通過媒體了解到了其中內容。對于省教育廳的此次改革，李明深以為然，但并不看好。

“我同意加強對研究生導師的監督，以及建立一套”能上能下“的制度，這是件好事，但想只憑一紙文件就改變現狀，太難了。”李明說，我們需要看的是具體細則。

李明的這番話其實代表了很多人的擔憂。張小元便坦言，類似的退出機制其實是一個“年審制度”，如果教師幾年內不達到相應條件，就不具備導師資格，但導師帶學生的周期一般為3年，且每個老師的年審時間可能不同，但學校招生周期是既定的。“舉例來說，一個老師的年審周期若為5年，則意味著下一屆學生剛到研二，如果此時該老師被取消資格，這些學生怎么辦？這是這一制度很難在高校實施的原因所在。”

事實上，導師身份的變化并不僅僅關乎學生的培養，更牽扯到教師具體的福利待遇，乃至教師在高校內部的地位問題。“究其根本，目前的導師資格被賦予了太多本不該擁有的責任和待遇，這就導致導師資格”牽一發而動全身“，沒有全方面的制度保證，很難有所改變。”李明說。

應該說，某項政策相關細則的缺失，并不是高教界面臨的一個新問題。今年兩會期間，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時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王樹國就曾坦言，目前國內高等教育面臨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便是缺乏細節，缺乏深度。“教育改革的當務之急，不是”補補丁“，而是思考如何建立一套靈活機制，把生產力充分調動起來，創造更多的優質教育資源。”

標準問題

在研究生導師身份的問題上，胡弼成多次表示，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相關做法，取長補短。那么，國外高校是怎么做的呢？

據介紹，國外高校并沒有針對導師的專門聘用機制，而是與教授、副教授的資格相互綁定。如果一名教師具備了副教授以上資質，就自動具備帶研究生資格。然而與此同時，校方也對老師有嚴格的考評體系，若該教授不達標，也可能不被聘用，自然也不能帶學生了。

“不管在什么高校，對導師相應的評價和審查都是應該的。但問題是，我們的評價標準是什么？”胡弼成說。

對此，有評論也曾發表過類似觀點：“進入大學的教師都會是研究生導師，不存在是否終身的問題，如果一個人不適合當導師，他壓根兒就不該被錄取為教師。因此，問題不是出在是否終身制上，而是大學的聘用評價機制有問題。導師終身制問題的提出，凸顯我國科研教學管理水平的落后。”

胡弼成坦言，建國之初，國內高校普遍學習的是蘇聯的教學模式，強調“專家培養專家”，更多看重的是教師的學術能力和科研能力。因此，教師即使在教學方面的評價標準，也更多地關注教師教給了學生什么知識。“然而，現代社會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僅僅教給學生硬性的知識是肯定不夠的，我們要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團隊能力等一系列能力，與此相對應，我們對導師的評價標準也應有所改變。”

不久前，清華大學講師方艷華因未滿合同中“非升即走”條款而險些被辭退事件曾引起輿論廣泛關注。對此，李明表示，從本質上看，此事件與導師評價標準問題是一樣的，那就是我們如何找到一個真正適合國情，也符合教育規律的評價標準。

“非升即走”沒有錯，淘汰不合格導師更是大勢所趨，但如果標準不對，我們很難保證不會有“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發生。畢竟在現行評價體制下，全身心投入教學的老師們其實是處于弱勢地位的，而他們才是我們教育力量的根本。“李明說。

流動問題

采訪中，劉志業提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以我所在的山東大學為例，“他說，”山大在歷史上曾出現過很多學術大家，如童第周、沈從文等。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大家的名字也會出現在其他高校的校史中，這固然有其自身學術地位的因素使然，但也說明了至少在上世紀，國內高校間教師的流動其實相當頻繁，可現在呢？“

劉志業表示，目前國內高校間教師流動的不通暢，其實也是影響導師身份轉變的重要因素。”原因很簡單，如果一位教師一生都只能在一所大學，那么他就可以憑借導師身份獲得很多便利；反之，如果教師之間可以實現很舒暢的流動，教師既可以找到一個真正適合自己的所在，也能在教師正常的流動中，去除一些導師身份所不該有的“附加值”，從而有利于導師身份的真正回歸。“

事實上，高校間教師流動不暢的問題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采訪中，有學者便表示，這中間涉及高校人事制度問題、高校間溝通協調問題，乃至于社會寬容度和公眾觀念轉變等問題。”這是一件更為復雜的事情。“

對此，劉志業表示，研究生導師由身份管理變為崗位管理的過程，注定會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因為這中間所涉及的太多利益問題，再加之政策缺失。但至少相關部門已經開始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對此，我們既需要有信心，也需要有耐心。

”想想上世紀初，蔡元培校長提出的不少新銳主張并沒有實現，但百年后的今天，他的那些主張卻在變為現實，這就是時代發展的力量。對于現階段的教育改革，我們也要抱有這樣的信心。“劉志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