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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名從外校轉入湖南大學的碩士研究生或許沒想到，1月23日，一年前宣布同意其從外校轉學進入湖南大學的決定被撤銷了。

這些學生此前均就讀于非211高校，2014年經過湖南大學的一次會議成為這所全國著名學府的研究生。在考研呈“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之勢的今天，這17名學生未經選拔、未經公示而“繞道入名校”旋即引起爭議。

據業內知情人士透露，無論是本科招生，還是研究生招生，隨著陽光招生的推進，“點招”“定向招生”“機動指標”逐步取消，越來越多有門路的低分考生開始明修“轉學”這一棧道，暗渡陳倉。

多名受訪的教育學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大學生轉學本身毫無問題，這是自由入學制度的一部分，但如果不公開、不透明，轉學便難免滋生腐敗、存在爭議。

高校轉學規定漏洞多

對于轉學進入某所高校，《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已留有空間：如患病或者確有特殊困難，無法繼續在本校學習的，可以申請轉學。

“特殊困難”這個未被詳細界定的條件，成為17名學子轉學的理由。據《東方早報》披露，其中轉學的原因，有的是“在長沙工作的父親身體不好”，有的是“不適應吉首的山區氣候”，有的是“對油畫過敏”。

“特殊困難的概念非常模糊，學生個體各不相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對油畫過敏、飲食不適等原因不重要，關鍵是轉學時的考核標準問題，“即使符合特殊困難的情況，就能隨便轉學嗎？這樣的話，豈不是人人都想走這條路了？不能因為是特殊情況，轉出學校就直接批準轉學吧？”

《規定》顯示，經兩校同意，由轉出學校報所在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確認轉學理由正當，即可辦理轉學手續。

湖南大學負責牽頭審核申請者材料的機構，是該校研究生院。據回應，申請材料包括轉學申請表、原始錄取表、學習成績單、學生表現鑒定書和醫療單位健康診斷書等。

初審合格的申請將被提交至湖南大學招生領導小組會議研究。校方稱，與會人員以超過2/3的票數同意湘潭大學等6所高校17名碩士研究生轉入該校就讀，并呈報湖南省教育廳審批。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記者，轉學至少同時需要兩個學校的認可和相互協調，轉入學校需要接收，轉出學校也愿意放，如果沒有協商好，轉學就是空談。

不過，在一些學者看來，針對轉學的程序、標準、考核以及相關指標是否公開，并沒有明確的規定，這為暗箱操作提供了空間。

熊丙奇說，對于考研學生來說，要經過筆試、面試、公示，流程嚴格，但是對于轉學的規定卻很隨意，這是規定本身的不完善。

非正常轉學，湖南大學并非孤例

轉學的17人中，有近一半的學生在轉學前就在湖南大學繳納學費“進修”，并獲得了學分，而后再辦理轉學。

“這17名同學所在的6所高校，研招的錄取分數線比湖南大學低很多，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必須對轉入的學生進行考核并公示所有信息。”熊丙奇質疑，如果招生僅經過學校開會、招生委同意即可，那么，考生豈不是只需“擺平”當地教育部門和學校領導就行嗎？

“這就是變相的教育腐敗問題。”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認為，這些人與某些具有管理權力的人存在關系。

中國青年報記者注意到，在這份2005年頒布的《規定》全文中，無一字提及公開、投訴等有關監督機制。多家媒體也發現，17名學生的轉出校、轉入校均無關于本人轉學的公示信息。

與這些低調形成反差的是，學生的家庭背景并不普通。媒體披露，他們的通信地址來自湖南省社科院、湖南大學幼兒園、湖南省教育廳、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等單位。

非正常轉學，湖南大學并非孤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說了這樣一個案例：2012年高考湖北省文史類本科二批錄取分數最低控制線為515分，一個考生考了516分，并按這個分數錄入了一所新升格的二本院校，而后通過家里找關系，以身體患病需要就近入學為由，轉入武漢一所高校，這個院校雖然也是二本，但是當年的最低錄取分數是540多分，比她的分數高出近30分。最后她一天也沒去那所原錄取她的院校上學，第一學期給該校交了學費后，就直接與武漢那所院校正常考入的學生一樣開始了大學生活。

他說，盡管教育部有關文件明確規定了轉入、轉出學校的學歷層次、招生錄取批次相同，人數比例控制在年級總人數的千分之三以內，但在規定的實際運行中，這些要求形同虛設。只要家長有門路找到掌握轉學批準大權的關鍵人并“搞定”，孩子就可“曲線升學”了。據他透露，沒有硬關系和金錢難以搞定，因為有的轉出高校不愿意生源流失，要求把4年數萬元的學費都交了才同意辦理轉出手續，而轉入高校還要交學費，同時還需打通各環節的費用等。

學校自查能否徹底調查

在外界猜測或存在暗箱操作的時候，湖南大學已啟動了相關責任追究程序。經過調查，該校認為盡管已遵守相關轉學程序，但在審核過程中，確實存在對“特殊困難”的規定把關不嚴等問題。

盡管操作符合有關規定，但是，這個規定本身的公開性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質疑。

熊丙奇認為，應該督促學校調查此次轉學過程中是否存在權錢交易，上級紀檢部門可成立獨立的調查組，追查到每個學生，搞清楚他們為什么要轉、怎樣在運作、找的什么人，徹查是否存在權力濫用。

事實上，在國外高校，大學生轉學并不是一件稀罕事。一個美國學生從社區學校轉到名牌大學非常正常，不少發達國家實行了自由申請入學、自由轉學制度，給予學生充分的選擇空間。

不過，我國并非所有學生都可提出轉學申請。按照《規定》，5種情形的申請將被禁止：入學未滿一學期的；由招生時所在地的下一批次錄取學校轉入上一批次學校、由低學歷層次轉為高學歷層次的；招生時確定為定向、委托培養的；應予退學的；其他無正當理由的。

楊東平告訴記者，《規定》中關于批次的限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防止某些人鉆空子，防止教育腐敗，“我們應該進行嚴肅的追究和問責，但可惜的是，國家各類問責并沒有一套可操作化的硬性規定，基本只能靠自查自律，所以媒體的追查和介入反而是一種最有效的方式”。

在熊丙奇看來，這些現有的對轉學的限制性體系沒有必要。從邏輯上來說，轉學本來就應是自由的，但我國招生制度體系依然是計劃錄取制度、計劃管理制度和計劃授予學位，計劃性制度導致升學時看統考成績、轉學時限制多。

作為風波的結果，一年之后，那紙改變17名學生命運的決定已被撤銷。而如何完善轉學制度、招生制度的大問題，重新擺在了教育界面前。

熊丙奇對此已有設想。他認為，當下，教育部門應明確轉學必須進行考核，并要求相關高校公開轉學學生不涉及隱私的所有信息，包括當年統一入學成績、大學求學期間課程成績、大學面試考察成績等，接受公眾監督，而不能就由轉出校、轉入校“暗箱操作”。

“說到底，教育部門、轉出和轉入高校，目前都是行政力量可以說了算的部門，只要行政點頭，不需考核、不需公示，很難保證轉學的公正。”他提出。

更長遠地看，熊丙奇認為我國必須改革考試招生制度，建立以學校自主招生為基礎的自由申請入學制度，只有建立這一制度，才能對目前升學環節和轉學環節中的問題，進行有序治理。

他說，自由申請入學和自由轉學，需要建立現代學校制度，實行以教育和學術為本的管理。招生事務應該由獨立的招生委員會制定標準，并監督實施。

“自由申請和自由入學制度，本質上是給學生充分的選擇教育和學校的權利，并通過學生選擇權的擴大，來落實對學校的監督和評價。”熊丙奇說，當學生可以充分選擇大學時，大學必然轉變辦學理念，尊重受教育者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