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由
江蘇近些年經濟發(fā)展步伐位于國內前列。科技創(chuàng)新作為經濟增長引擎的支撐作用非常明顯，然而高校在人才培養(yǎng)方面依然面臨體制機制的束縛。
今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江蘇大學校長袁壽其，重點關注了高校學科建設的問題。目前，我國地方高校數占全國高校總數的90%以上，平均每所擁有一級學科博士點5.94個，僅為部屬高校的三分之一。袁壽其發(fā)現，與部屬高校相比，地方高校在博士學科點設置上“很吃虧”。
博士學位授權學科數量不足，已成為制約地方高校開展高層次人才培養(yǎng)、實現內涵提升的重要瓶頸。袁壽其說，作為推動科技創(chuàng)新和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力量，“地方高校在博士生培養(yǎng)方面，與其在經濟社會發(fā)展中所承擔的職責、所發(fā)揮的作用遠遠不相適應”。
而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則是地方高校由于“指標”原因難以獲批博士學科授權點。以江蘇大學的化學學科為例，
其學科水平發(fā)展很快，但由于指標的關系，一直未獲批博士學科授權點。袁壽其希望學科授予權力能夠下放。
爭議：
數量平衡是難點
事實上，這一問題也得到了相關部門的重視。去年年初，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fā)布了《關于印發(fā)〈關于開展博士、碩士學位授權學科和專業(yè)學位類別動態(tài)調整試點工作的意見〉的通知》，對博士學位授權點自主調整試點工作進行了部署，不過，意見明確規(guī)定，“增列授權點數量不得超過撤銷授權點數量”。
這一規(guī)定所包含的意思是，自主權被下放給了高校，高?？梢灾钟谧陨硎跈帱c的內部優(yōu)化，進行動態(tài)調整。
然而問題也相應而來。隨著我國教育科技綜合實力的不斷提升，學科點的發(fā)展并非簡單的此消彼長，高校會因為“增列數不得超過撤銷數”的限制而深受影響。地方高校依然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撐博士人才的培養(yǎng)。
基于此，袁壽其提出，對進入ESI（基本科學指標集）前1%的主要貢獻學科且目前已具有一級碩的非一級博學科，給予單列一級學科博士點指標。
目前，ESI指標已經被學術界廣泛用于評價學科的國際影響。目前，國內教育主管部門也已經將ESI作為評價高校學科發(fā)展的重要指標。
袁壽其告訴記者，在目前國內555個進入ESI前1%的學科中，有些盡管已經完全滿足了一級學科博士點的水平，卻一直沒能獲批博士學科授權點，學科乃至高校的發(fā)展受到非常大限制?！ ∪欢恍┙邮懿稍L的兩會代表委員則表達了不同的觀點。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學校長認為，“增列授權點數量不得超過撤銷授權點數量”，不僅意味著要進行動態(tài)調整，更要對量進行控制。同時，以ESI指標作為評價學科的標準，雖然被國際學術界廣泛使用，但其相當于SCI的變種，而以SCI為導向的科研評價體系在當前已廣受詬病，因此也有不妥之處。
延續(xù)：
呼聲仍是兩會熱點
近兩年，“給予高校更多自主權”“將權力下放到高?！钡嚷曇舨唤^于耳。袁壽其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今年兩會上，記者還聽到了更多的聲音。
3月10日，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其鳳建議，目前的博士后管理過于僵硬，管理成本大，應予以取消，放權給相關科研機構、高校及企業(yè)，讓其根據自身需要選擇博士人才并開展研究。
政協(xié)委員、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鐘秉林也表示，教育部應該進一步向地方教育行政部門下放權力，調動和發(fā)揮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管理高等教育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政府也應該進一步轉變職能，遵循教育規(guī)律，尊重落實和進一步擴大大學的辦學自主權。
“20多年前國家就出臺專門的《高教法》，并對高校的教育自主權設立了7條規(guī)定，但如今這些權力基本都沒有實現?！闭f(xié)委員、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副校長顧也力說，學校從招生到畢業(yè)，依然是由行政指標來引導。“大家眼睛都向上，如何低下頭來做學問？”
建議：
加強督促規(guī)范
顧也力建議，在高等教育領域，教育部應起到指導作用而不是直接管理作用，并督促省市級教育主管部門放權。
“例如高校要辦成應用型還是學術型這樣的問題，教育主管也要通過行政手段作一定的限制，這顯然不合理?！鳖櫼擦φJ為，教育部應該把權力下放給高校，高校則應該在尊重教育規(guī)律的基礎上，通過大學章程確定學校的教育定位、價值觀和管理模式來管理學校。只有這樣，高校才能真正做到集中精力、自我發(fā)展。
在人大代表、西北大學副校長高嶺看來，這兩年教育部已經向地方和高校下放了不少權力，但為什么學校和公眾感受到得沒有那么明顯？其中固然有社會預期過高的問題，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政策傳達需要時間、過程。
“畢竟給你權力時，監(jiān)督管理的義務也就給了你。因此，地方要制定政策落實的辦法，對其中的具體細節(jié)進行重新考慮，這是政策有時候會滯后一些的原因之一?！备邘X說。
高嶺同時強調，當把權力轉移到地方后，地方對高校的管理和介入的程度有時會更細致具體，似乎更嚴格規(guī)范，這些都可能造成高校和社會感受不到國家層面權力下放的客觀原因。
高嶺認為，要改變這一現狀，除了公眾應給予高教改革更多耐心之外，教育部也應該在簡政放權的同時，加強對基層部門的指導，督促政策的具體落實。
